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第一部分当中国改变世界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 / 著 姚海星 / 译 摘要 “一个巨人沉睡着。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世界。” ——拿破仑 中国正在醒来，世界正在颤抖。 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由于它的硕大无朋、它不同寻常的胃口和手段，以及通过它所控制的超级资本主义，中央帝国破坏了石油、钢铁、黄金、小麦、技术、劳务等所有市场的稳定。中国的冲击影响着一切，从汽油价格到就业，甚至天气情况。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以清晰、杰出的笔触分析了这一地震，用大量实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确信全球化的未来？ 作者简介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Erik izraelewicz）生于1954年，经济学博士。 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 《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 今年4月，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其间，《参考消息》、《新京报》、《科技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当中国改变世界》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的著作还包括：《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Ce monde qui nous attend, 1997），《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zinzin, 1999），《不先生——若斯潘与法国经济》（Monsieur Ni Ni, Jospin et l'économie, 2001），等。 第一部分引 言（1） “中国使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 ——帕斯卡尔 《思想》 同往年一样，圣诞树下的礼物堆积如山，全家团圆、欢庆节日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都忙不迭地打开自己的礼品包。最小的拉斐尔发现了一辆色彩鲜艳、造型漂亮的木制玩具火车。格雷古瓦——他的表兄——从包装盒里拿出一把流行杂志正在介绍的超轻型网球拍。阿涅斯姑妈在专心研究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方法。爸爸正在尝试用新的DVD机播放节目。妈妈则高兴地裹着开司米披肩……这不是个与往年一样的圣诞节吗？并不完全一样。今年的圣诞节，如同其他许多法国家庭一样，是个非常“中国化”的圣诞节。从玩具、球拍，到个人电脑和披肩，无不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在这天晚上，不仅树下的礼品堆是中国的，树上悬挂的彩球、闪光的装饰品、小圣诞老人、甚至整个圣诞树都来自中国！ 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其实，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已经不只是报纸头版上偶然出现的大字标题，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高等商业学校（HEC）的校园里，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几十位年轻人正在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技术。在马赛，某些小商人开始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所在的街区正迅速发展为又一个“中国城”。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大商店里，潇洒的中国人正紧随来自亚洲另一强国日本的顾客席卷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经有了讲中国话的服务员。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孔夫子和毛泽东所使用过的语言。而在许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广东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的旅游热点。 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 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吉佐的号召：“富起来吧！” 。1979年，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前者在当选英国首相以后，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从英国开始，这一潮流很快扩展到她的老朋友——罗纳德·里根——的家乡美国，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老欧洲”国家 。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而邓公的名言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硬道理”，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在许多方面，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伟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农民，然后让工业自由化，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 第一部分引 言（2） 这样一个新巨人的崛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担心，甚至害怕。如果还要用动物来做比喻的话，那就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描写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感叹，她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 。今天，出于各自的目的，许多人都爱开玩笑式地引用这句名言。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给这部影片命名为《中央吸血鬼帝国》——当然是部恐怖片。他们会说，你难道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吗？那是个庞大的帝国，它正在吸食着全球的资源，损害着其他人的利益。它要吞食的不仅仅是奥运会的金牌，它还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了——从3年前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国际资本的最大投资目的地。它还在无耻地窃取别人的发明专利和就业机会。毫无疑问，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将采用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2004年竞选时印制在传单上的一张照片：一个法国人被剥光衣服，塞进纸盒子里，纸盒外面印着醒目的大字标识——“中国制造”。 与上述的灾难性场景相反，一些支持“幸福的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件好事，对其他成员不会造成损害。他们还抛出了更令人放心的预测：以后的世界是《未来的天朝大国》。不要担心，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些乐观主义者制作的影片试图使公爵夫人放心，他们向她指出，中央帝国将使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摆脱过去的艰苦工作，摆脱那些肮脏的垃圾，它还会给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界提供新的巨大市场，它将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创新，去发明和设计更健康、更和谐、更幸福的生活方式。 究竟是《中央吸血鬼帝国》，还是《未来的天朝大国》？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8世纪末期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以来，每当一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并且加入富裕国家组成的小小俱乐部的时候，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它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对自己统治现状的威胁，是自己的工人和企业需要直面的竞争。它们有时会想办法扑灭新来者的热情——在边界上设置障碍，阻挡其产品的进入，实行市场保护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也可以从俱乐部的扩大中获利，可以从新成员的加入中取得收益。 今天，“中国制造”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德国制造”，50和60年代的“日本制造”，以及70和80年代的“台湾制造”，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驶出涡流区以后，新、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 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后，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看起来，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难道不是吗？可是，著名的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数十年来，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实际上，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 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 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 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第一部分引 言（3） 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 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 “对我们来说，19世纪是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复兴的世纪，21世纪将是领先的世纪。”在北京，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它反映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1820年之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要重新占据这个地位，这样的地位才与它的人口规模相符，也是它对历史的报复。担心和高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一个事实，是本世纪的重大经济事件。它正在影响并将更大地影响我们法国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银行提供的不动产贷款、人们的工资水平、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甚至每天的天气状况等。今后，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中国的阴影。圣诞树下面堆放的礼品，只是众多信号中的一个而已。“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也为后来的阿兰·佩雷菲特所引用。巨人已经起身，大地中传来的冲击波宣告着它的到来。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1） 新巨人的身高——前所未有的起飞 “从现在起到2008年，我们将为奥运会做好一切准备。首都的全部居民都将会讲英语！”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外国记者们解释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进展，他显然是过于自负了。当然，首都的基础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十多个场馆正在建设中。到处都在平整土地、重建，紫禁城也被粉饰一新，城市将变得很干净。最高官员保证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国家大事，他们会很好地完成，完全可以令人放心。以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为戒，中国人十分注意排除信息传播方面的故障；在安全方面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对于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参照，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一年，全世界惊奇地发现飞来了一只新的稀有大鸟——正在起飞中的经济大国日本。朝日帝国承受了二次大战失败的羞辱，它的国民在战后被很快动员起来，进行复仇——在经济方面的复仇。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最开始却是在隐密中悄悄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竞赛中已摘到了金牌（年增长率为8%~10%）。当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了首次展示日本新生工业经济的橱窗，其运作极为成功。然而，运动会还是有个缺陷：所有外国人都曾迷路，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道路没有标志牌，奥运场馆只有日语指向牌，当地居民也难以给外国人提供帮助，他们能讲的外语太有限了。 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错误，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对于中国来说，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到2008年，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正在飞向第一世界——工业大国的世界。在1964年奥运会时，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而2008年奥运会时，本地区的另一帝国——中央帝国——将尽一切努力，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 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2） 亚洲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法国购买玩具时看到是“日本制造”的标志。后来的10年中，很快换成了“台湾制造”或“香港制造”。到90年代，又变为印尼或泰国制造。在21世纪最初几年，如同圣诞树周围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商标的玩具了！玩具生产的历史同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一样，说明了20世纪后半期在亚洲各地发生的奇特的产业变迁，这种变迁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不发达状态。一位名叫赤松要的日本经济学家曾用“雁行模式”来比喻上述的经济发展历程。 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 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 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3） 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5%，现在则是22%！ 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 第二个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所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20世纪的最后20年。撒切尔主义、网络、经济自由化，以及新的技术革命给它们带来的影响，导致了世界贸易真正的爆发。日本和该地区的小“老虎”们开始起飞时，世界贸易的年增加率只有5%，到了中国进入大发展之后，世界商品贸易的年增长率已达到了10%。这股海上强风推动了中国大雁，使它更容易地展翅起飞。同时，要让它的速度比风速还快，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也更为困难。但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 最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从1992~1993年开始，就已完全放开。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纪录！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300万：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共产党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日本就曾出于维护经济独立性的考虑，在长时期里禁止外国资本进入自己的许多产业部门。东京当时的政策是日本式的毛泽东主义：自力更生、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北京，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这样的偏执情绪，他们想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阶段的全球化。他们特别关心外国直接投资。在担任了政治局常委的那些工程师们眼中，外国投资不仅带来了国家建设工厂所必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自己非常缺乏的新技术和管理知识。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它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是一个特例。它赶上的起飞时刻和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使它具有了很大的特殊性：它正在融入世界，这成了促进它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之一，而且今后将仍然如是。与比往的任何时候相比，这个国家与全世界的交往都大大加深了。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4） 真正的巨雁 中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 在考虑重要的人口问题之前，先不要忘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有4000多年的文明，这对于21世纪的经济并非是不重要的。中国以前经历过许多繁荣时期，它有过众多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它曾长期占据世界海上和陆地贸易大国的地位，也曾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强国。根据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逊提供的资料，在1820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总产值占28%，人均收入大约是西欧人均收入的一半。 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 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前列，几乎是法国的20倍。它比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要小，却远远大于印度，甚至大于美国。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别的国家不同，它很小的举动就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很不稳定的影响，比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要大得多。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中国在世界的石油和粮食市场上频频派出密使，使这些市场不可避免地火爆起来。它的巨大需求是突然出现的不稳定的根源。在世界市场上，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业革命虽然加快了中国追赶最发达国家的速度，但是它的追赶所需花费的时间却比此前的先行者当年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 第一部分大雁的翱翔（5） 长期而痛苦的追赶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 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 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二部分与狼共舞（1） 长期而痛苦的追赶美国与中国，未来世界统治者的双人舞 美军的小伙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差一点儿就戴上了标有“中国制造”的黑色贝雷帽——侮辱性的标签！幸亏有曼祖罗议员的英雄行为，事情才不至于此。曼祖罗先生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深受产业外迁政策影响的工业州。美国国防部出于加强预算管理的考虑，本来已经决定购买中国出产的帽子：它们的报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不过在众议院担任小型企业委员会主席的曼祖罗获得批准，将对这笔交易进行延期审理。于是，两年前由广东某家工厂交付的614,999顶贝雷帽便滞留在了五角大楼的“小件”部门的仓库里，而第615,000顶帽子将长期保存在那位共和党议员的手提箱中。在他看来，这顶帽子标志着对来自中国的诸多“祸患”的胜利，而类似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少了。 在这场美国对抗中央帝国的斗争中，曼祖罗并不是孤军奋战。他深知，在企业老板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不知多少工厂老板去过他的办公室，抱怨来自中国的不公正竞争。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人所害。此外，他还得到了雇员工会的支持，每当一家工厂关闭，它们都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这已经成为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观念。象曼祖罗这样的勇士，是美国的众多士兵中的一员，他们已经加入了战斗。在新世纪与他们对抗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对曼祖罗和他的国会同事们而言，绝不能佩带一顶由敌国部队制造的贝雷帽！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 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 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二部分与狼共舞（2） 游击战，还是正规战 2003年12月，对胸罩设置配额限制；报纸和电视对剽窃、偷取工业产权之风大加挞伐；2004年3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纸诉状，控诉中国对美国生产的“芯片”——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等——采取了不可接受的关税歧视；同年6月，美国对中国的木床和木制柜子行使特别关税权……面对敌手，美国加强了火力，上述几项案例就是明证。最近10年以来，华盛顿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盗版行为的真正的游击战，控告该国不守贸易游戏的规则。但连续几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却一直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使这场游击战扩大为真正的正规贸易战。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反击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一损俱损。 面对美国的不断袭扰，中国从未歇手。例如，在胸罩战中，中国当局表现得似乎若无其事。这种“波特”牌胸罩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中国并未正式反击；然而，中国当局谨慎地通知美国，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团将搁置访美，其借口是在美国库存的准备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中发现了几条令人作呕的蛆虫。这是一个间接的反击，但直中心脏：大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产品，合众国首府的农产品加工业院外游说集团闻此马上闹翻了天！ 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 面对进攻，北京也能发起反击。在“反倾销”诉讼上，中国就选择过反击。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用行话讲，叫“倾销政策”），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使“中央帝国”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 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 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 第二部分与狼共舞（3） 小老鼠的成本 旺达（Wanda），一只迷人的小老鼠——它其实是一种计算机鼠标。这种鼠标在美国所有正规的信息产品商店均有售，售价40美元。小巧、漂亮、无线控制，小小的旺达取得了疯狂的成功，成为真正的明星。它的制造者——罗技国际公司、一家美国和瑞士的合资公司——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罗技公司很为自己的产品感到自豪，其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0万美元，并且前景看好，在市场上总是充满活力。为了响应美国顾客对计算机外置设备的要求，保证最低价，公司决定在中央帝国的苏州进行制造。这样便有了旺达——这一“中国制造”的鼠标，就是上文所描写的那种。不过，它真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吗？ 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 由此可见，小小的旺达真的是“中国制造”吗？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中国组装”更为准确。它就是在中国组装，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旺达绝非个别现象，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在许多行业里，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一条装配线而已，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出成品的那一段。美国公司负责设计、制造或外购零部件，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 这种劳动分工的要诀在于，美国企业希望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牟利。于是只将生产线上对技能要求最低、而又对劳动力密集程度要求最高的一段转移给中央帝国。根据产业的不同，外包给中国人的部分有多有少，在旺达这个产品上，占其整个产值的近8%。其余流程仍掌控在美国人手中，以免过快地在当地出现复制品，同时也为了保证美国市场要求的质量和标准。 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哈兰·桑德士上校就曾梦想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也许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前。但很快，肯德基的奠基人就已经成为在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形象。这家企业已在全中国开设了一千多家快餐店，钱可没少赚。另一家快餐店巨擘麦当劳则来得稍晚，但也在中国有了密集的快餐网，包罗了560家店。他们希望不久也达到1,000家。1,000家，这同样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必胜客已经有110家餐厅，星巴克达到了第70家。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胃口使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垂涎欲滴。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更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国与这些企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对美国来说，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工业上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货币和金融上的依赖。 第二部分与狼共舞（4） 结论 “提出‘两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就是说，如果想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左右世界，时机还远未成熟。但是，有这种想法的领导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在某一天把它说出来，那也并非无稽之谈。”发表这个论点的人是杰夫里·加登先生，他是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国际事务顾问，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上层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明日的世界经济将围绕两强来组织，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依旧占据着广泛的统治地位，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告诉其新的合作伙伴及未来的竞争对手应当跳什么舞，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历史昭示人们，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共和，最终总是一个帝国赶走另外一个。美国人对此并未忘记。 在北京，人们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诊断。共产党领导人深信，如果未来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可能还不具备赫鲁晓夫那样的自信，这位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曾经许愿，从70年代开始就能超越美国。但是，中共领导人的雄心其实也不小。他们深信，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打上越来越深的印记。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曾经说，中国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与狼共舞”，要了解美国，接受它的规则。然而这支舞不会跳个没完没了。 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最近四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3。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总有一只是狼，一只是羔羊。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30倍。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在2030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 但是，即便是中国目前的发展，也已令美国出现了不稳定。中国使美国的消费者成了国王，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商。中国使美国背上了无止境的、螺旋上升的债务，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新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抓住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缺陷，吊起了它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胃口。通过把狼弄得消化不良，羔羊似乎找到了不必冒过大风险的与狼共舞之道。当然，它也不能把狼弄得太虚弱了，否则羔羊自己也不好受。两位要保持舞步的一致殊为不易。这是一门颇难掌握的技艺，随时可能错步，甚至跌倒，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1） 原材料：巨人的饥渴，对全世界来说，价格低廉的日子结束了 东京惶恐不安：公共废弃仓里的废旧纸张不翼而飞，被人拿走卖钱去了。在日本首都的好多街区里，人们都习惯于在月底的几天把废纸集中起来，再卖给硬纸板厂。但是今天，在那些造纸厂开始自己的收购之前，早已有不法商人抢先动手，他们给自己偷去的废纸找到了新的大买主——中国。从2002年到2004年，东京每公斤废纸的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15倍。日本的大商场、农产品加工厂以及制鞋公司已经开始担心，很快将支付不起产品的包装费用了。 2004年，法国的卡奥斯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新鲜事，在城南的工业园区内，新开了一家工厂——中国工厂，它雇佣了60名工人干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早已习惯了看到他们的工厂纷纷迁往中央帝国，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样低廉。于是，卡奥斯的故事自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人办的工厂向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回收旧塑料，清洗干净、粉碎，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因为那里对塑料的需求蒸蒸日上。中国国内的人将对这些回收的旧塑料进行再加工，制成油桶、管子和盒子，然后在商品上就地打上“中国制造”的字样。当地人不久以后就可能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店里发现这些东西。 香港也出了怪事：下水井盖和道路的隔离板常常在夜里失踪，无法解释。当局很怀疑这是当地一些收购废钢铁的人干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与世界市场上废铁价格的飞涨有关。到2004年春天，一吨废铁已经卖到了一盎司黄金的价钱，而中国大陆再次成为这波热潮的策源地。相对于购买贵重和稀有的金属矿石而言，中国人更热衷于低价回收废旧金属，以满足自己工厂不断膨胀的需求。2002~2004年，中国从外国收购的废旧金属总量翻了一番，美国是主要的卖家。北京已经超过韩国和土耳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废旧金属的最大进口商。 旧纸、废塑料、废铁……对中国这只饕餮来说，今天什么都成了好东西。国家的工业化引发了真正的需求爆炸：到处都要购买金属、能源、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产品。为了建设道路、桥梁、港口、城市和工厂，中国需要大量的木材、混凝土、钢、铝、镍、锌和其他金属。为了让它的电站和工厂运转起来，让火车、飞机和汽车启动，中国需要充足的汽油、铀、煤炭和天然气。为满足新出生的消费者，中国对小麦、大豆、牛肉、棉花、黄金和白银的胃口也变得日益贪婪。 中国的需要量是如此巨大，以至它于的谈判代表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一经露面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冲击。本世纪初以来，这种冲击已经演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每一桶石油、每一吨镍、每一盎司黄金、每一海里的运费、每一蒲式耳小麦，它们的价格都创下了近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新高。此外，中国对物资需求的长期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不仅仅限于物价方面。 人们曾经议论，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向非物质化转移，但中国却提醒大家，人类活动依然要依赖于物质。这种返璞归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老式经济”：田野、矿山、高炉和港口……有人曾说，英特网的出现将使那些旧经济变得毫无用处。但是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法国，人们所说的这种“初级产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将在长期里继续影响其他经济产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 “初级产业”的节奏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曾经以为，自己已经能摆脱所谓的商业周期。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还是会追随世界的局势波动，有高峰，也有低谷，有繁荣，也有衰落。如今，中国这只饕餮的到来重新点燃了许多数十年来多少受人冷落的产业，激发了新的研究、创造和投资活动。全球的某些产业，例如农业和核工业，整个都乱套了。甚至，许多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产业领域也受到了波及，它反映出，随着餐桌旁边那位新食客的加入，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受到深刻的影响。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2） 恐龙的复活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遗忘的一隅，当地一家采矿公司的400名雇员还没有回来工作。2003年，他们所在的埃沃达克矿业公司打了一场官司，结果败诉，矿工们其实也并不曾抱有幻想：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矿厂已经遭遇了这种关门的命运。还有人告诉他们，世界冶金业的生产能力依然过剩。美国总统布什本人也规劝西方的工业家们，要清理门户，言下之意是关掉一些厂子，铁矿石开采得太多徒劳无益。然而随后不久，突然之间光明乍现！这400名矿工被邀请回厂，而且越快越好！ 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中国的冶金代表团到了那里，说是在美国最边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收购了这家倒闭了的公司及其在当地的一家联盟企业——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让其重新开始采矿。为了供应东方的高炉，中国恢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矿石生产能力。 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 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 在巴黎，如同在华尔街以及其他市场一样，那些仍在坚持开矿、生产钢铁或散货运输车的企业在交易所里都举步维艰。但凡有机会，这些公司的老板都要抽身跳出，转而投资“更体面”、“更高端”的产业。学校引导那些优秀的学生从学习真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实验室亦将各种手段围绕虚拟世界配置。政治家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鼓吹这类知识的力量、魅力和利益，倡导各种脱离“基础产业”的职业。一句话，金钱、青年人、研究和投资都要远离经济生活的各种基础业务。 此时，中国来到世界原材料市场，给这种倾向猛击一掌。它提醒世界，人类不会只生活在金融交易、电影、视频游戏和电话之中。他还需要耕耘土地，需要住房、运输工具和许多其他东西。在交易所里，中国已经使许多“恐龙”复活，也就是那些“老式经济”的代表性企业。正当那些网络羚羊们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有的甚至累倒在地的时候，真实经济中的传统公司却重新焕发了青春（如石油、铁矿石、冶金、造船和运输等产业集团）。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变革信号，“基础产业”正在经济界起死回生。中央帝国提醒我们，和人类本身并无二致，经济生活永远不可能是纯粹抽象的。黄金并非如人们所称的俗物，另外一些金子也不是太多了，如绿金（农业）、黑金（石油）、蓝金（水）和白金（铂）等。不管那是什么颜色的金子，“老式经济”正重获新生，基础产业的回报重新繁荣起来。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3） 地里的田鼠，城里的老鼠 “谁来养活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10年前的1995年，莱斯特·布朗——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惊慌是无益的，在1960~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在北京，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从莱斯特·布朗发出呐喊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不过，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中国人的胃口迅速增大，非常迅速，比它的生产量增加得更快。田野里的老鼠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城市转移。有人说，每年有近1,000万到2,000万人离开农村，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种田的劳力。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减少。1996年以来，已经有670万公顷耕地被用作各种工业园区、公路、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只剩下12,340万公顷，它必须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逐渐公开放弃毛泽东时代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雄心，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从前，中国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自行供给了所需食物的95%。今天，人们的目标是要通过本国的生产满足其需要的90%。事实上，在世界食品经济中，中国的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它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进自己不出产的物品；卖出本国的“特产”。 在中国，没有哪一餐饭能够离开大豆。中国人需要用大豆制成的豆腐、酱油或菜油。即使对这些最基本的食品，中国也开始接受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呢？它的头号供应商是美国，如今，卖方又面临好几个拉美国家的竞争，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大批农民竟相为北京供货。一句话，向外国购买的食品种类已经涵盖了中国消费品种的60%以上。 中国粮食生产的起伏没少让领导人揪心。从1998年创纪录的51,200万吨以后，全国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一些农民为灌溉问题所困扰，另一些则更愿意生产水果和蔬菜，因为这些产品往往更赚钱。总的来说，北京正越来越倚重世界市场的供应。中国很快将会每年购进3,000~5,000万吨粮食：小麦、水稻、玉米和菜籽油。从长远来看，中国终究会成为农业净进口国，这一趋势会日益明显。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很久以来，他们一直受到别人的抱怨，指责他们的劳动只会让粮仓过度膨胀，只知道申请政府的补贴。中国的需求将给他们带来机会。相反，派几个农民去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富余农田，则肯定于事无补，中国依然需要进口粮食。 中国的巨大胃口也给转基因作物带来了转机。在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那里，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产品质量的希望。从1986年开始，中国就在这方面积极开展活动，并且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动员了数千名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需要就是法则，即使研究会涉及到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不要紧。在中国，人们不会太拘泥于谨慎从事的原则，同时也没有若泽·博韦教皇会来妨碍实验室的工作 。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2004年2月，孟山都集团简直喜出望外，当时，中国同意购买它的某些转基因产品（大豆、玉米和棉花），随后又在订单上增加了菜籽油、玉米油和已经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番茄汁。实际上，中国本身也是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户，位居世界第一——总共有900万棉农栽种了差不多70万公顷转基因棉。目前，中国正在对130多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开展积极研究，其中近10种已获准进行大田试种。 如果说，中国目前还是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的大买主，因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那么到明天，它将会变成卖家，出口那些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人们已经在某些市场上看到了它的身影：苹果、香菌、大蒜等等。中国有13亿张嘴，需要量巨大。它也拥有自己的资源：钱、实验室和研究工作等。它有志于此，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对科学的信赖。出于需要，转基因作物在中国会得到强制性的快速发展，这必将使中国在未来占据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中心位置。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转基因作物的例子显示，中国一方面不得不在大多数商品上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4） 石油的争夺 谁能相信呢？在沙漠王子和毛泽东的子孙后辈之间竟然谱写出了一首田园诗。利雅得和北京一直到1990年才相互认识，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外交关系。谁知道，仅仅15年后，他们就彼此爱得发疯，或者说快要发疯了。沙特王国派遣了数千名学子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并动员资金和工程师去中国建造炼油厂和石化厂。沙特让中石化集团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负责一部分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这本来“顺理成章”地应当是美国大佬们的机会。然而这一次，自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利雅得让华盛顿尝了闭门羹。对北京如此垂青绝非偶然：在这段时间里，沙漠王国已经成为中央帝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商。这对美国实在是一大痛苦。 北京和利雅得之间匪夷所思的调情是一种信号：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世界石油战争又开始了。两个王国的靠拢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它已经明确抬出了这场新战争的两大主角：美国和中国。美国一贯视沙特为忠诚的盟友，原谅它的一切。因为沙特的宫殿乃是建筑在全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上，它是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举足轻重。不过，在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911事件刮起了一阵寒流——美国人怀疑沙特王室有人资助了本·拉登及其朋友。这真是天赐良机，北京毫不迟疑，它一面宣称与美国合作反恐，一面抓紧时机靠近这台全世界最主要的油泵。 与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样，中国今后也得为其石油供应的安全操心了。它自己的油井趋于干涸，而需求正在爆炸，如汽车的销售量就日甚一日。中国也热衷于推动其他能源的开发，除核能外，中国还寄厚望于天然气。从现在起到2020年，天然气在整个国家能源供应中所占的份额要从3%上升到10%。国家在天然气建设方面投入巨资，例如，它将铺设一条长达4,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相当于万里长城总长的三分之二。这项工程起自大西北的新疆，目的地为上海，计划在2007年竣工，输送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全国实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计划总共铺设5万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 然而，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还是不够。工业化使他们对石油日益感到饥渴，把他们带到世界原油市场上。假如说，每个中国人今天消费的石油和美国人一样多，那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吸血蝙蝠：它将每天需要8,500万桶石油，超过目前全世界的石油总产量。当然中国目前毕竟不是美国，它每天的实际消费量是700万桶。不过，它所消耗的黑金中已经有1/3来自进口。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看法，至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5%。对能源市场如此严重的依赖使中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对世界市场也是如此。中国遇到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石油的大买主，其购买石油的历史远长于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超级强国，这就是美国。将来，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将是激烈的——在未来几年中，两者的外交，以及它们的军事战略都将带有浓浓的石油味儿。 世界会因为石油大战而走向毁灭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完全可以谈论后石油时期，谈论有朝一日全世界的油田都干涸后的情况。人们也可以想象，天然气在明天也许会引发同样的博弈，同样的爆炸。不过，就眼前来说，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石油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燃料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问题在于，石油在这个星球上的分布太不公平了（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等等），这使得在今后很长时间内，石油始终将是全世界地缘战略博弈的中心。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石油市场始终为强大的美国所统治。而中国正在与“超级大国”美国展开直接而可怕的竞争，这将会深刻改变这个市场的面貌，同时将改变整个星球的政治力量的对比。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5） 结论 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 这时，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大力购买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它告诉我们，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打井开采石油，耕种小麦。今天，从巴黎向柏林，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已不再需要导线，可是运输锌、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公路和铁路。 虚拟世界的光芒不能掩盖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老式经济”——也就是那些基础工业、大型基础设施、还有农业——它们并没有死亡。中国（明天还有印度）正使它们在全世界重现青春。世界经济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而且毫无疑问，也要在一段时间内为此付出代价。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法国，应该意识到，即使是在知识经济中，汽油仍然是昂贵的。即使在非物质经济中，物质仍然有其重要性。经济周期消亡论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经济冲突消亡论亦然。 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1） 简朴、勤奋、聪明能干，全方位的可怕竞争力 在贝里高地区寻找香菌的母猪们没有想到，它们的战利品，法国著名的香菌，正遭受一场无理性竞争的威胁。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块菌，看上去和珍贵的黑色宝石一模一样，现在正以法国香菌1/10的价格向顾客叫卖，它们是由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人饲养的猪找出来的。今后，人们恐怕不敢断言当地餐桌上的美味究竟来自哪里了。布列塔尼半岛的采石场也不敢相信，自数千年前竖起第一根石柱以来，它们的花岗岩从来不需要做广告，可现在也受到了打击。该省首府雷恩的市政当局准备翻新车站广场，负责人对石料的挑选并没有犹豫。他们选出的石料极像从本地的地下开采出来的，像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然而这些石头却来自中国。阿尔萨斯的农民一向对自己的产品——水果——深信不疑。几个世纪以来，它们果园里推出的特产闻名遐迩。不过今天，中国来的苹果汁却成了斯特拉斯堡人最爱喝的饮料。 贝里高香菌、布列塔尼花岗岩和阿尔萨斯果汁做梦也没有料到，从那么遥远的中央帝国会过来竞争者。他们曾经相信，距离会是挡风的墙，可运输成本的暴跌使他们的幻想最终破灭。今天，商品的旅行也“民主化”了。往返中国和法国之间易如反掌，无论是坐火车、轮船还是飞机，票价都异常便宜，一公斤香菌、一吨石头或一升水果汁，只需要大约几欧分的价格就可以到达！这些土特产的制造只需经过简单的加工，其主要成本是人工，也就是采菇人、采石工和摘苹果工人的工资。而人力的丰富恰好是中国最大的、无可匹敌的优势，它的劳动力又多又便宜。一旦得到所需要投入的那点资本，廉价的人工就产生了天然的租金，成为扔向工业化世界的重磅炸弹。 由于工资成本出奇的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看到毛泽东的中国肯定会成为所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者，这些产业对人的资质要求甚少，乃至一无所求，靠的就是人（实际上主要是女人）的双手和双臂。除了香菌、花岗岩和苹果之外，“中国制造”亦搅乱了世界上大部分传统产业的地理分布。在那边新创造的就业，也就是在我们这些发达国家被淘汰的行业的工作。纺织、制衣、制鞋、玩具、家具、建筑、造船、家用电器、五金或小电器，这些行业的重心已经严重外移。中央帝国转而在这些行业里占据了中心位置，有时甚至是统治地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止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的进程。 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也可以成为跳板，就看你怎么用它。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它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有些国家拼命开采，直至油井干涸，根本不顾将来；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为后石油时代投资，并做好其他准备。油井干涸了，租金也就花光了，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至于中国，一切都表明，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跳板，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就像蝉那样，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像蚂蚁那样，中国人辛勤劳作、倾力投资（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和发展，竭力把自己的“全国冠军”推向世界市场。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2） 棉花之路 “从现在起到2010年，中国将有能力给世界带来与迪奥或古琦同样水准的品牌”，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巴黎2004春夏时装发布会上，杉杉公司的老板郑永刚这样宣称。杉杉是家有12种品牌的集团公司，郑老板的讲话惹人关注。他的6名时装设计师在卢浮宫的卡洛赛尔舞台初次露面，同样引起轰动！数千年来，中国既不缺少蚕丝，也不乏灵巧的手。但是他们深知，要使一个地方性的普通品牌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牌，还必须有一种复杂的炼金术，而创造性和时机是其中的关键。 今天，法国纺织和制衣业的工业家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就像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或《现代启示录》中那样，他们需要自问，是苟延残喘还是但求速死？从2005年1月1日起，有30多年历史的世界成衣交易游戏规则——关于衬衣、T恤和斜纹布裤子贸易的《1974年多重纤维协议》被取消。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护法国的北方纺织厂、浮日内衣厂和里昂丝绸厂免受穷国的竞争了，中国的纺织业和制衣业将呼啸而来。 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整个行当气息奄奄，廉价商品泛滥。其中有2/3来自中国，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今天，在这个袋鼠之国，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都是“中国制造”。 业内人士曾强烈劝阻美国这么发展下去。但是，为了表示它对穷国的好意，继续充当自由贸易政策的领袖，推动交易的自由化，华盛顿还是决定从一些产品开始逐步取消这些著名的配额制度。从2002年1月1日起，来自外国的胸罩和内衣可以自由进入沃尔玛、Gap和美国的其他零售商店的货架，限额被取消了。其后果是，仅工装布的进口量在3年内就至少增加了10倍。连锁店里面“中国制造”的货物的比例，从2001年的10%猛增到了2004年的72%。对美国纺织业来说，冲击是毫无疑问的，2000年，美国纺织业的从业人员有100万，到2004年只勉强剩下70万了。主要行业组织——全美纺织行业理事会——预言，从2005年1月1日起，在最后的障碍被取消后，今后几年内还将有60万从业人员从该行业中消失。也就是说，2000年是100万，10年后将只剩下1/10。法国纺织业的雇主和他们的雇员们听到这里，脊背想必一阵发凉！ 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不过，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比如货币倾销，即汇率定得过低；又如社会倾销，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金融倾销，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还有低价倾销，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但是，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3） 狐狸的恐惧 “中国的海盗要盗走我们所有的工作岗位，这个世界不应该让他们为所欲为”。文森特·福克斯，这位身着牛仔式的皮衣皮靴、身材魁梧的墨西哥总统一向口无遮拦。以前，他曾经担任过可口可乐墨西哥公司的代表。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变得面红耳赤，并刻意放弃了与其身份相符的外交辞令。他的国家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这只机敏的墨西哥“狐狸”担心的事终于来了 。十余年前，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成为美利坚帝国的主要供货商之一。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供货量已经是墨西哥的两倍。更有甚者，中国正在把墨西哥的物资掏光，一点点扼杀其还很年轻的工业。为美国工作的企业抵挡不住中国的竞争，一个接着一个地倒闭，因为中国的工资只相当于墨西哥的1/4到1/5。就连外国人在美墨边境线附近的马奇拉多拉斯地区开的工厂也倒闭了不少，关张和开张一样快！这真是一场大屠杀。美国波士顿坎布里奇镇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指出，在中国的压力下，2001~2003年间，马奇拉多拉斯地区的3,700家工厂中已经有500家倒闭，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消失了。情况还在继续，福克斯至今也不知道如何说服华盛顿来制服这个“海盗”。 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 面对中国庞大的“后备军”——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孟加拉或越南，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按理说，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缺少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且，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在工业方面，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工作不够迅速、不够精确，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 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人并没有这种弱点。发达国家向它们转移了一部分规模不算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算起来已经有年头了。美国人长期购买墨西哥产的衬衫，法国人买突尼斯的，而日本人则买菲律宾的。这些更靠近南半球的国家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对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非本地化”的浪潮。“非本地化”运动动摇了老工业国，迫使其进行痛苦的重组，却有利于一些穷国起飞，使其国民逐渐富裕起来，并开始提高那里的工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中国，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又变成劳动力“昂贵”的国家了。那里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4倍到5倍，这些国家没有在工业化诞生后再往产业高端前进，所以猝遇竞争，就进退失据。更先进一点的国家，如葡萄牙和土耳其，也面临类似的威胁。中国的租金优势实际上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转移，这回是将世界的一些制造业连锅端地都搬到中国去，从那些中等收入的、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端出去，端到中央帝国这个更接近南半球的国家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位专家指出，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真正的输家将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4） 鳄鱼的战争 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 对于这家法国得旺来纺织集团的子公司来说，以上的故事不过是长篇连载中的一节。官司虽然打赢了，可代价高昂。法国厂家商标上的“小鳄鱼”是向右看的（其中国竞争对手的鳄鱼是向左看），可这种向右看的小鳄鱼早已被非法复制了上千次，实际上可以说是好几百万次。假冒衣物的质量参差不齐，有色彩不够时尚的，有经不起第一次洗涤的，有穿一次就掉扣子的，如此等等，都在那里出现了。商标本身也是如此。更有甚者，这些假冒“鳄鱼”的生产往往是在地下进行的，付给工人的报酬更低，使它们的售价可以比“正宗货”便宜50%、80%乃至90%。这样的复制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由来已久，现在又出现在了中国，而且闹到了在上海对簿公堂的程度！ 表面上看，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到处是广告牌，争相招徕顾客。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每层主营一类商品。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四楼是电信、电话机，如此等等。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只卖“假货”，真正的“假货”，假锐步，假威登，假万宝龙，假索尼，不胜枚举。 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 总之，中国已成为“假货帝国”，它可能是世界70%~80%的假货的原产地。某些从事“打假”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它们大量出口，已经泛滥于巴黎、东京或纽约，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那么各种“假货”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今天，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 世界贸易组织，这位世界市场的警察，肩负着打假的重任。制假是扰乱竞争的根源，制假者利用模仿获得好处，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同时，他们还夺走了后者的工作，造假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收益，却会使欧洲丢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仿冒也可能是很危险的，仿冒品不都与正宗货一样可靠，例如飞机零件、酒精或某些药品便是例证。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已正式声明将遵守该组织的规则，在全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连一些中国自己的著名品牌，如海尔、联想等，也开始被盗用了。有关当局曾坚定地宣布要打假，并不时采取一些打击行动（特别是对音像制品、软件等），但不过是给人制造错觉而已。它们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假货”。在中央帝国，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 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5） 怒吼的雄狮 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 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他对此深信不疑。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2004年，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阿尔卡特，他的目标是：在2007年生产5,000万部移动电话，打进世界五强。 李先生与法国总统拥抱时表现得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可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这位中国工业家曾获得过不少荣誉，例如1995年在中国获得的“全国青年企业家”称号，2000年的“劳动模范”，2004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年度实业家”，等。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今天，李拥有“他的”公司6%的资本。这家企业在深圳上市后，惠州市政府拥有其股权的25%，其余股权为其外国合作伙伴和广大股民所持有。他也已经淡忘了改革开放之前自己所遭遇过的种种磨难。2002年11月，他成为中共16大的代表，曾经备受世人瞩目。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集于一身？李东生露出微笑。无论如何，他总是很新潮。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巨头。可他们错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人们会发现很多的“李东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是世界第四大家电企业海尔集团设在纽约总部的沙龙。位于世界金融中心的海尔大厦，其建筑风格、办公室和会客厅都十分日尔曼化，包括海尔集团的名字也一样。不过，请不要被表象所蒙蔽，旁边的几个汉字已经泄露了该公司的背景：海尔100%是中国的。它同样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海尔是中国成功走出国门的、独家拥有的品牌之一。在美国，海尔牌的小冰箱和小葡萄酒柜受到了年轻主妇们的疯狂追捧。为满足需要，已经在全世界差不多100个国家开了分厂的海尔，又特地于200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开了一家，目前该工厂正在全速运转。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6） 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 生产电视机的TCL、制造电信设备的华为以及家电龙头海尔，它们目前在西方大众中的知名度还不高，中国首批跨国公司的身材尚不够高大。但它们是先遣队，紧随其后的则是发往世界各地的大军！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很明确，像东京和汉城当年做的一样，北京想很快向世界舞台推出几位“全国冠军”。为此，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负责“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其目标就是尽快将50棵企业苗子培植成世界500强。为此，中国政府选择了200家企业作为培养对象，它们分布在许多行业，如建筑、钢铁（宝钢）、汽车（上海汽车集团）、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啤酒（青岛啤酒）等。它们的选择不带宗派色彩，不分国营民营，散布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 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走向世界。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有能力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这也许还不够。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他们如果需要资金，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还不够？那就允许他们上市，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如有必要，还可以到香港、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2003年，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在华尔街上市，这绝非偶然。秉持这一战略，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当年，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7） 结论 “到2054年，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十家企业中，会有两家是中国企业。”这是壳牌石油公司前任战略专家彼得·施瓦茨应《财富》杂志之邀，对50年后的世界10强企业进行预测时非常明确地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排在前面的企业是美国的虚拟商店——Amazon与ebay结合的产儿、全球最大的在线销售企业，以及日本的丰田（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之后就是两条中国龙：中国天然气总公司（以上海为基地）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设在香港）。其中，第一家是在2025年，由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国天然气公司三家合并的产物。第二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毫无疑问将是生命科学的带头人。分子生物学革命将在21世纪初催生大规模的创新产业。在惶恐无计之中，古老的欧洲和年轻的美洲只得将这片沃野让给亚洲。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将成为龙头老大。这片前英国殖民地将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诊所。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从欧洲和美洲过来，在那里接受治疗，管保大家快快乐乐地活到150岁。这家集团公司还将在全世界发展连锁诊疗机构——“荣华长寿水疗中心”，在这些中心里，人们将能实现组织再生、完成美容手术和肌肉再生。 纯属经济幻想吗？可能是。不过它也是一种表述方式，其核心意思是说，今天，21世纪初，中国尚在依赖其“天然租金”（众多的低素质、低工资的劳动力）为生，正在重新调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地理分布，但是，谁也不应认为中国会止步于此。显而易见，中国已下定了决心，好好利用这笔租金来谋划未来。它将要提高自己的劳动力素质，准备不受任何约束地参加到基础研究的行列中去。它还决心在世界上占据与自己人口比重相称的地位。人们由此应该想到，中国的崛起很快就会在全球引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深刻变化。 总结论 多重世界的冲撞 巴黎东站，感人的告别场面：祖父母们就要登上火车了——“永生快车”。他们曾梦想过这趟列车，有时也带有一丝恐惧。今天，列车就在那里，在他们的面前，整装待发。与其他同代的“年青人”一起，这些勇敢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将乘车奔向新的目的地。站台上，在就要分别的孩子们与新的生活伙伴之间，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专为他们设计的豪华小村庄正在静候着他们的到来。那里是克里福德庄园（Cliford Estates），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村庄。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的信息卡上得知，自己将永远拥有专门的花园、司机、外语教师、体育教师、理发师、厨师、护士和医生。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要钱，那里简直就是天堂。 在让-米歇尔·特侓翁（Jean-Michel Truong）最近的一部小说《永生快车》（Eternity Express）中，那个地方显然是指中国。在这本科幻小说中，作者描写了21世纪中期，一批七八十岁的法国老人经过长途旅行迁移到设在其他地区的新居住地——永生园。对话很精彩，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他们憧憬着旅行的终点，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和忧虑马上就要结束了，乐园的守护天使将日夜保卫他们的安全。还有，家务事的桎梏也要全部解放，根据约定，大量的专业人士将时刻听从他们的调遣，伺候他们的饮食，熨平他们的衣服，如此种种。忘掉那些小灾小病吧，护士和医生们将轮流守候，随叫随到。在那里，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嗜好中——打网球、画油画、玩桥牌，态度友善的咨询人员还能够协助他们提高娱乐的水平。 这个梦、文学家笔下的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人们不由得担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农场和试验室，全球所有的工业、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通过这部小说，人们更是发现，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它拥有同样的王牌，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例如马格里布地区，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8） 永生快车只是一个例外，这本科幻小说超越了现实，而且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越现实。成百万的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不会在明天就争先恐后地跑到中国海南省，到华南那些天堂般的海岛上去。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许多党政要员们同样也喜欢在那里渡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1/4部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在物品、资本、服务和人员方面的交流，但历史表明，男人和女人是其中最不活跃的“旅行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商品的交流遍布全世界。在外汇市场中，各种金钱每天也在频繁转换。然而，重大的移民活动到目前为止依然屈指可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趋势变得更慢了，人们不能很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土地。这个构想出来的故事，装满灰色帐篷和富人的列车，即将离开巴黎东站开向中国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纯粹的幻想。 幻想或噩梦，特侓翁以他的乌托邦方式证明，中国的苏醒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来，有两台发动机一直在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动力：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新的市场空间的整合。今天，网络和基因工程正在驱动着第一台发动机，而中国（明天还有印度）则使第二台发动机运转起来。这个国家的巨大使人们联想到，现在面临的形势与以往很多方面都不同。它们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法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将是强烈而持久的。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1/5，它完全有理由找回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强国之一。历史上，它就长期是经济强国。国力的增强不会是一条静静的长河，可能会有危机、崩溃甚至倒退。在今后15~20年间，这一新巨人的突起将是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且是主要的因素。这种影响并不是抽象的，本书中已列举了众多的实例。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今天还没有受到影响的，明天也将受到影响，它正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从每升汽油的价格到天气状况，从我们的工资水平、房租价格到食品质量——左右着周围的一切。 这种普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条件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较小的工业强国的出现都更大、更持久，它迫切地需要能源和原料，其巨大的需求使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飙升。它拥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它的报价直接或间接地压低了世界劳务市场的价格（工资水平）。这样一个新建立的价格体制肯定是过渡性质的，那也正是近几年来人们那么关注金融问题，一会儿担心通货膨胀，一会儿又担心通货紧缩的最终原因。人们依靠自己的创新、投资以及想象力，可以减轻全球的能源紧张关系，通过培训、请愿和创造力，也可能减少劳务市场的压力。但考虑到中国幅员的广大，这种过渡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世界范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下降，可能会持续多年，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只能逐步地进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而对于那些只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灾难。这是造成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变化会有利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而不利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中国的腾飞将在无意中有利于一些国家的发展，而有害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可以得利，而墨西哥将受害；哈萨克斯坦可以受益，波兰却不行。中国使全球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Fran?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弗朗索瓦·皮尔·纪尧姆·基佐，法国历史学家及政治家，曾于1847-1848年担任首相。——译者注 　　2 近来，欧洲人习惯于把苏联解体以前的欧共体国家称为“老欧洲”，把后来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译者注 　　3 Marcel Proust，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著名作家。——译者注 　　4 Ken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译本《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编者注 　　5 若泽·博韦，法国农民，在1998和1999年，他捣毁了两片转基因作物，后来成为反全球化和反转基因作物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译者注 　　6 狐狸（fox），暗指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译者注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